北禅神秀：武则天奉他为国师，100岁高龄圆寂，被误解千年的宗师 神秀大师与六祖慧能，是中国佛教史上绕不过去的两个人物。千年以来，关于他们之间恩怨的讨论也从未平息。 “五祖弘忍传衣钵给六祖慧能，神秀欲加害于他，连夜奔走他乡。” 这个颇具文学性的故事，或许是大部分人对神秀与慧能的了解。除此之外，最具代表性的，就是他们两人“一决胜负”的两首佛偈了。 “身似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。时时勤拂拭，莫使惹尘埃。” “菩提本非树，明镜亦非台。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” 可以说，神秀与慧能各自的一首佛偈，引发了千年以来人们的不断讨论。但总的来说，大众还是偏向于欣赏慧能的“无相偈”，贬低神秀的偈子。 “南能北秀，南顿北渐”，以这两首偈子为代表，成为了弘忍门下两大宗派的总结性概括。而这种“高度的对立”，似乎也逐渐成为了两人或者说两大派系矛盾、对立的表现以及证据。 这种由纯粹的学术问题引发的“矛盾”，在后世的演绎之中，到达了“神秀在慧能密接弘忍衣钵后大肆追杀”激烈的对抗高潮。这种高度戏剧化的文学性故事，在千百年的岁月中，几乎掩盖了真相。 那么，本章将以近代学术界的考证观点，去大致还原一下慧能与神秀的真实关系。同时，简要地叙述一下自四祖道信以来，禅宗的发展历程。  “自古佛佛惟传本体，师师密付本心。衣为争端，止汝勿传。若传此衣，命如悬丝。汝须速去，恐人害汝。”——《坛经·行由品》 《坛经》中的这段话，可谓是禅宗历史上的大公案。虽然，这里并未指名道姓地说追杀慧能的是神秀，但后世的人根据南北禅的分野，推断出追杀他的是神秀的门徒，其幕后主使是神秀大师。 “逐后数百人来，欲夺衣钵”，陈惠明在大庾岭追上了慧能，但受到了他的点化。而后，慧能又逃到了曹溪，想到了五祖“逢怀则止，遇会则藏”的嘱咐，藏身于怀集、四会一带十五载。当然，这句话还有暗指，指的是南岳怀让与荷泽神会两大弟子。 但是，这样的说法见于现在流通的《坛经》版本之中，在敦煌版本的《坛经》中，并无相关的记载。历史上坛经的版本种类众多，最具代表性的有四种，即敦煌本、惠昕本、契嵩本以及宗宝本，它们的排序是按照成书先后来的。 成书最早的敦煌本也最为简洁，只有12000字左右，名字就叫做《坛经》。而晚唐僧人惠昕改编的《六祖坛经》，则扩增到了14000多字，但其早已失传，只在日本存有手抄孤本。到了宋代名僧契嵩手上，《六祖坛经》被改名为《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曹溪原本》，字数扩增到了21000左右。 而现在流通的则是宗宝本，由元朝僧人宗宝再次改编，字数达到了24000多，同时被收录在大藏经内。  惠昕本与敦煌本在主体上差异不大，但是，惠昕本多了“皇帝征召”、“五祖传法”、“六祖得法避难”等事情。而此后的两个版本，沿袭了惠昕本的说法，并且增加了许多新的东西进去。比如，六祖与弟子们的“说法机缘”等等。 因此，一般的史学家认为，神秀大师派人追杀五祖的事情，是南禅系弟子伪造加进去的。包括木棉袈裟、夜半传法等颇具文学色彩的故事，也难逃后世凭空捏造的干系。 当然，一部分历史学家也有截然不同的看法，他们是站在两大体系的角度来分析的。这部分人倾向于认为，《坛经》的版本虽然众多，但基本围绕着两大主题——宗本与法本。 什么是宗本？即一种作为传法的信物，上面记载的是宗派的关键信息。我们可以认为，它类似于民间的“族谱”，只记录一些关键信息。而法本，则是弟子修行的依据，所以它要尽可能地详细，以便于弟子们参照研习。 故而，敦煌本虽然字数简短、成书较早，但它很可能只是“宗本”。而成书较晚、字数较多的流通本，极有可能是“法本”。也就是说，这两大体系内的《坛经》，并不能以成书先后、字数多寡来判定，因为它们所承载的功能是完全不同的。 关键一点是，成书早，并不代表它就接近原本。极有可能，是弟子们在前期为了传宗，删减了大量的篇幅，后期宗派壮大之后，又恢复了原貌。 学术界这两种说法都是存在的，但前面的一种较为主流，后面的一种只有部分人赞同。那么，神秀大师到底有没有追杀慧能呢？笔者认为是不大可能的。  首先一点，顿、渐这一组关系并非是世俗意义上的对立，而是站在人的慧根上去理解的。换句话说，南顿北渐、南能北秀，并不是神秀与慧能、南宗与北宗之间的对立，而是钝根与利根之间的区别。 “法无顿渐，人有利钝，迷即渐契，悟人顿修。” 这句话出自哪里呢？出自《六祖坛经》。因此，我们不能以凡夫之心去揣度慧能大师，认为他将南禅与北禅对立起来了，这是不对的。所谓的“顿渐”、“利钝”、“南北”，都是禅宗祖师在方便说法之后，众生不明就里演绎出来的。 同时，南与北这组词汇，也不是我们认为的南宗与北宗的对立，而仅仅是指代众生所在的地区。 “法本一宗，人有南北。” 同样是在《坛经》中，这句话也经常出现。在惠能见到弘忍的时候，他因为受到嘲笑，就说过类似的话——“人有南北，佛有南北吗？”其实，这里的南北都是指代地域，而并非南宗和北宗。 既然南禅北禅，慧能与神秀之间并没有对立，神秀大师如何会示意弟子追杀他呢？笔者以为，这是后世弟子间的对立，而并非是两大祖师间的对立。  神秀大师虽然被称为“北宗”，但实际上，神秀的禅法当时是全国性的。而被誉为“南禅”的慧能系禅法，在一开始仅仅是岭南小范围之内的宗派。两位大师在世的时候，都不存在明确分野的可能，南禅在当时根本就无法与北禅相提并论。 换一句话说，神秀大师没有必要去追杀慧能，因为其根本没有资格与自己分庭抗礼。因为弘忍传法给慧能，神秀心生嫉妒而追杀他，这种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。 为什么这么讲？因为神秀是46岁才拜在弘忍门下的，当时他的学养已经令弘忍极为赞叹了。 “我与神秀，论《楞伽经》，玄理通快，必多利益。” 根据《楞伽师资记》记载，神秀在东山侍奉弘忍六年，地位仅次于弘忍。当时，弘忍在选定接班人的时候，就采取做偈的方式来裁定。而神秀本人是态度是迟疑的，他并没有窥伺祖师之位的意思。 “我呈偈意，求法即善，觅祖即恶，却同凡心夺其圣位奚别?若不呈偈，终不得法，大难大难。” 有趣的是，这段极为细腻的记载，出现在了宗宝本的《坛经》中。此时的神秀大师十分纠结，他一方面想验证自己的实力，但又不想争夺祖师之位，内心十分矛盾。既然如此，怎么可能到了后面，他又因为法嗣的事情去追杀慧能呢？ 另外，在《景德传灯录》中，法如、神秀、慧能都得到了弘忍的“密见”，暗示自己可能将法嗣托付于他们。这里，其实与《坛经》描述的又矛盾了，因为后者讲的是“只密见了慧能”。 所以，笔者根据以上的信息，认为神秀大师追杀慧能的可能性不大。但慧能大师遭到追杀一事，也极有可能，凶手可能来自于东山法门之外。  “慧能系流人之后，这样的身份成为祖师为官府所不容，他逃匿主要是为了躲避当时官差的搜捕。” 持有这样看法的学者也有，但由于缺乏实质性的证据，这种看法只能称之为猜测。最终继承五祖弘忍法嗣的六祖慧能，十余年奔走逃散，这的确是一桩难以破解的疑案。但笔者始终认为，慧能逃匿的原因另有其他，断然不是神秀大师所为。 除去上面对于“宗门对立”的驳斥之外，在学术见解以及私交方面，神秀大师也没有理由去追杀自己的同门。 首先我们要肯定的是，神秀大师本人在私德上是没问题的，在修行上也属于东山一系的翘楚。虽然，大家都喜欢将其与慧能一较长短，而且多半认为慧能强于神秀。但实际上，两个人在对于佛学的理解上，也不是全然对立的。 “慧能并非只有顿悟而不修渐悟，神秀并非只懂渐悟而不知顿悟。” 大家应当明白的一点是，慧能与神秀同为弘忍大师门下的高足，他们是不可能全然处在对抗立场上的。慧能大师强调“顿悟”，神秀大师强调“渐悟”，只不过是他们的侧重点不同。慧能的教法，在于“先悟而后修”，神秀的教法，在于“先修而后悟”。 在《楞伽师资记》中，弘忍大师圆寂前曾点评了他的诸多弟子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“十耳”。也就是说，弘忍认为他一生中教出了最为得意的十大弟子，神秀、老安、慧藏。玄约、慧能这些人，在他眼中都是并列的。 “此并堪为人师，但一方人物。” 从弘忍大师的话中，也能看出他对于这“十方人物”的看法——他们都从不同的角度，弘扬了东山法门。换句话说，大师们之间是没有芥蒂的，其后的争端很有可能起源于其弟子。  “以承禀为户墉，各自开张；以经论为干戈，互相攻击。” 唐代的名相裴休，曾经就这样批评了南禅和北禅的弟子们，而挑起争端的是慧能的弟子神会以及神秀的弟子普寂。他们争的是什么呢？法统。所以，我们就不难看出，为何在《坛经》中，“夜传袈裟”的故事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了。 后来的禅宗大德如圭峰宗密禅师，对于这件事情也作过自己的议论——“顿渐门下，相见如仇雠；南北宗中，相敌如楚汉”。 圭峰宗密大师认为，慧能与神秀并未对立起来，而是双方的禅法都有所交融。比如强调“顿悟”的慧能，同样注重修行，只不过没有宣扬表达出来。而强调“渐修”的神秀，也深知“悟性”的重要之处，只不过不是他弘法的重点而已。 两位大师在学术上，都师承四祖道信、五祖弘忍开创发扬的“东山法门”，他们怎么可能走向决裂般的对立呢？同样，师出同门的两位大师，又怎么可能如仇敌般打打杀杀呢？事实上，在私交与私德方面，神秀与慧能都堪称佛子典范。 神秀大师出生于隋朝的大业二年，俗家姓李，13岁的时候就云游四海。到了20多岁的时候，他的学问就非常大了，可以说，他是北传标准的佛教大德——“精通三家”。 “学究精博，采《易》道，黄老及诸经传，自三古微微赜，靡不洞习。”——《传法宝记》 “少亲儒业，博宗多闻”——《景德传灯录》 对于儒释道的经典，神秀大师早年都广泛涉猎过，这位他日后研究佛学打下了基础。在中国历史上，大部分的高僧大德，都是精通三家的。越往前，越是如此。 神秀大师不仅学问好，人品也非常不错。 “二十受具戒，而锐志律仪，渐修定惠”，正式出家以后的神秀，开始了四处漂泊的生活。直到46岁的时候，皈依到了弘忍门下。弘忍对他十分器重，尤其看中他谦和的品行以及高深的学问。 “吾度人多矣，至于悟解无及汝者”、“东山之法，尽在秀矣”，可以说，得到门人众多的五祖弘忍如此高度赞扬的，只有神秀一人而已。  如果前面的叙述，还有神秀门人自夸的嫌疑的话，那么在弘忍圆寂之后，神秀的成就也证实了他的修行。 “两京法主，三帝国师。” 神秀在弘忍圆寂后，来到荆州玉泉寺弘法，一时之间僧俗归心。在弘忍圆寂之前，曾经嘱咐过他“退藏于密”，神秀听从师父的话，隐居了十多年没出山。直到法如圆寂，请求神秀出山弘法，他才开始在玉泉寺开法。 此后，荆楚大地的高僧大德都心有所向，逐渐惊动了远在洛阳的武则天。大家要注意，禅僧在当时远远并非是主流，类似玄奘一系的官僧才是。当然，我们不排除武则天借神秀打压玄奘，而后打压李唐的政治考量。但无论如何，神秀能够在众多僧人中脱颖而出，自然有其过人之处。 六祖慧能，虽然没有像神秀那样“精通三家”，但凭借着自己的天纵之才，也取得了不错的成就。而慧能的品行，也是有目共睹的，对于这一点，千年以来无人质疑。 慧能与神秀二人，在私交上也不错，并非文学作品流传的那般剑拔弩张。 “南方有能禅师，密授忍大师，传佛心印，可请彼问。”神龙元年，神秀便向武则天推荐慧能，但慧能拒绝了他的邀请。 “吾恨不能远去亲近，虚受国恩，汝等诸人毋滞于此，可往曹溪参决。”神秀大师晚年，很想前往曹溪与慧能探讨佛法。但由于自己年纪太大，且曹溪距离洛阳路途遥远，只能派遣自己的弟子前去。 事实上，六祖慧能在某种程度上，也受过神秀大师的很大优惠。神秀功成名就之后，要打压只流传于岭南一角的南禅，是十分简单的事情。但是，他并未如此，反而数次在武则天面前褒扬、举荐慧能。从客观上来讲，这极大地提高了慧能的名气与地位，扫平了他弘法道路上的障碍。 “秀同学(慧)能禅师与之德行相埒，互得发扬无私于道也。”《宋高僧传》对于两位大师的情谊，做出了极为公正的评判，笔者以为是符合史实的。 那么，最关键的一点问题来了，神秀大师与慧能大师在佛法上，到底孰高孰低呢？  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，它的结论古来有之。人们根据慧能的“无相偈”以及神秀大师所做的偈子，便断定神秀在对佛法的理解上，不如慧能大师高深透彻。这样的观点一直占据主流市场，其实也并不能说完全错误，但由于受到《坛经》的影响，人们给予神秀大师的评价过低了。 摆脱对祖师的崇拜，公正、公开地评价神秀与慧能，是本章最后所要讨论的问题。由此，我们应当回顾自四祖道信以来，东山法门或者是整个禅宗的发展历程。只有这样，才能更好地理解慧能与神秀的思想来源以及分歧点，从而摆脱佛教文学对我们的干扰。 佛教自东汉传播到汉地，在南北朝时期发展到高峰，隋唐以后又到达了另一个顶点。但我们要注意的一点是，南北朝时期的佛教，有着十分明显的地域性。也就是说，北方所流行的佛教思想，与南方所流行的佛教思想，存在巨大的差异。 “北方注重实行而偏于执相，南方注重心性而偏于玄虚。” 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基本格局就是如此，这与当时的时代大背景有很大的关系。两晋之后的南北朝高度对立，虽然偶有往来，但始终处在剑拔弩张的对峙状态。站在学术交流的角度来看，这是十分不利的。 我们现在讲禅宗，基本上说的都是六祖以后的南禅。但实际上，达摩禅法在传入中土的很长一段时期，都**于北方地区传播。而当时的南方地区，则陷入了虚玄缺乏笃行的空谈之中。在义理方面，自然是南方僧团更得大乘的精神，但在实践层面，北方僧团明显更懂得禅法的精髓。 改变这种局面的，是隋唐两朝的大统一，南北方消除对立，开始了各个方面的交流。而在佛教历史上，值得浓墨重彩去描绘的人物，也在这个时代应运而出——他就是四祖道信。 “四祖道信，是中国禅宗真正意义上的开山祖师！” 四祖道信大师做了什么事情呢？他将达摩一系的禅法，由北方传播进南方，并且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。可以说，我们读懂了道信一脉的东山法门，就能读懂慧能大师与神秀大师在学术上的分歧，他们也并非是高低之间的独立那么简单。  道信大师的禅法，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点：
从“黄梅禅系”到“东山法门”，道信大师以及其弟子弘忍，经由两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努力，将禅宗真正地发展成为了具有“宗门”特性的教派。同时，道信大师还改变了僧团的组织形式，南北朝以后的隋唐交界时期，为佛教的发展指出了另一条方向。
那么，努力弥合分歧的道信大师，为何又出现了两位见解不同的徒孙呢？其实，神秀大师与慧能大师并不是对立，他们只是对于“东山法门”阐发的点同而已。这个问题，前文已经见过了，我们结合道信大师的思想做具体的论述。 道信大师将学禅的人分为四种，认为这四种人在实际修行中的过程应当不同，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。其实，这也就是我们经常讲到的“根器”，道信大师认为不同根器的人修行方法不同。但是，他们修学的次第依然存在，这是不能胡来的。 解、行、证、践，这是道信大师提出的四个步骤，其中“解”是**步。他驳斥当时的不正之风，批判那些不通佛教义理就妄自禅定的人。同时，他认为行与证（悟）是一体的，有行（修）就有证，要证必须要有行。最后一步最为关键，那就是实践，所有的修证，必须要回到实践中去。 而慧能与神秀，实际上就是侧重了他行与证的两方面，神秀大师强调的是行，而慧能大师强调的是证。但是，我们一定要注意的是，二者是互为因果不可分割的，绝对不能对立起来。 “或顿或渐，或痴或狂，断绝慧命！” 由于北禅在神秀圆寂后不传，南禅的“五家七宗”成为了禅宗的代表，慧能的一些弟子将禅宗带入了歧路。有的法师偏向于“顿”，于是演化成为呵佛骂祖的狂禅，而有的法师过于偏向“渐”，于是成了只修不悟的痴禅。 后世法眼宗的高僧们，对于这样的现象曾做过批判，比如清凉文益、永明延寿等人，在《宗门十规论》、《万善同归集》中，都直言不讳地论述过这些事情。他们所指引的方向，其实就是回归到道信大师那里，将“顿”、“渐”重新整合起来。 “时时勤拂拭，莫使惹尘埃”，难道就真的比“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”低级吗？其实并不是这样的，神秀大师并非不知道“悟”的重要性，只不过他自幼在北方长大，明显受到了北方修证体系的影响。而生活在岭南的慧能，自然也受到了当地宗派的影响。 两位大师一南一北，而后又成为了禅宗南北的代表，其实也是他们自己的根器。 神秀大师阐述的，是上座部佛教古老的核心命题——“心性本净，客尘所染”，而慧能大师的核心点也在这里。只不过，两位大师在看待客尘的角度上，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罢了。 公元706年，神秀大师在京城圆寂，皇帝赐谥号“大通禅师”，享年整整100岁。两京达官贵族至平民百姓，都来为其送别。7年之后，慧能大师在岭南圆寂，被追赐谥号“大鉴禅师”，享年75岁。 东山法门下的两大巨星，就这样相继陨落了。神秀圆寂后，北宗由普寂执牛耳，几代之后就不传了。而慧能的南禅，则走出岭南一隅，分化出了“五家七宗”，一直绵延到今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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