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人文人，到底怎么个“文”法？

在中国历史上，文人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。在“文人”一词中，“文”是对人的规定，但何为“文”？

“文”在《说文》中，被释为“错画也”，指交叉的图案。

它源于人类最初的造字行为：“仓颉之初作书，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，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。”据此可知，文在最初的意义上是指圣人依自然天象而作的象与形。

天道于是以属人的方式显现出来，并以形与声相统一的文字方式让人们交流与传播。虽然仓颉造字可能源于传说，但不可否认，文字的诞生使人类脱离蛮荒进入文明，创造文字就是认知世界、开辟思想的开始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文就是道的载体，文字就是对道的言说。

那么，何为道？“道”在《周易·系辞》被解释为：“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。”这里“形”作为可见之物，成为了区分道与器的边界。

其中，道是不可见之真理，而器作为可见之物，可广义地理解为事与物。

物是指一切存在的物质，事是人与世界打交道的发生。那么，什么是形？

《周易·系辞》云：“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”。这里，天所成的象，是天道的自然显现，属于自然天道；而地作为人的生活之所，所成之形显现于人生活世界，属于人为之道。天与地在区分象与形的同时，也构成了（天）道与（人）器的区分。

古人以形上和形下，来区分道与器，这无非表明：

其一，道不是可见的器物，它的不可见使它无法被具体描述而始终保持于无名之中。于是，对于器的形之具象而言，道是无名的、无象的；

其二，道虽然是无象的，但它可以被圣人所感知，圣人“设卦观象”就是对道的仿效，这说明道不是虚假的而是存在的；

其三，形上与形下之分让道与器所构成的不是一个方位关系，而是一个等级序列。在这个序列中，道高于器、超越器并规定器；

其四，道虽然超越器并规定器，但道的显现离不开器，它必须在器中呈现自身。圣人观象以制器的目的，正是为了在器中显道，这即是道之用。

由此可见，器与道的不同，并不意味着两者的毫无干涉。恰恰相反，正是由于器，人与道才发生了关联。

如果说“依类象形谓之文”的话，那么器，也可视为广义“文”范畴中的一种，制器就是圣人对道的模拟，是道在人身上的实现。可以说，器与文字一起，成为了人之“文”最初的表现形态。

“文”与“道”的天然关系，让“文”在古人的文本中被频繁地言说。“文”字在《周易》中出现多达 97 次，且多作为形（象）之意使用，如“天文”和“人文”。

当在人文的意义上使用时，“文”又派生出了“文德”“文明”“礼（之）文”“文治”“辞文”“文饰”等不同层次的形态。这种倾向在孔子思想中被突显出来。

孔子继承周礼，一方面，他认为人要按照礼制即礼仪、礼节、礼文的规定去活动；另一方面，他也强调这种礼制，要以仁爱之道为基础去完成才是正确的，即礼是仁的外化所显现的言与行。只有当外在之文和内在之仁相结合时，才能成就所谓“文质彬彬”的君子人格。

而礼作为君子的言行规范，包括了六艺在内的身心训练和技能训练，这即是广义的“文”。

孔子以礼乐治国，其实质是以文治国。在这样的意义上，“文”不仅是君子人格的基本特质，而且也是家国最根本的存在方式。

在孔子礼乐思想的辐射下，“文”的地位逐渐趋向**，以致于一切与“文”和“文字”相关的事情如诗歌、文赋、书法等都被人们所推崇：

曹丕将文章视为“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”；《毛诗序》也提出诗歌可以“动天地感鬼神”并“经夫妇，成孝敬，厚人伦，美教化，移风俗”；蔡邕更直接将书法视为是“肇乎自然”的阴阳之术。所有这些与文相关的术，都因拥有了“文”的载体而备受重视。

不过，随着“文”逐渐演变为各种具体的文艺门类，尤其是诗词文章时，文人之“文”与圣人之“文”也随之发生了偏差和转移。

首先，圣人所作的文字只在于达意，借助技巧但极其简略，甚至可视为抽象的图形符号；而文人之文在发展中出现了音韵、修辞等手段，它作为文辞的修饰而成为文学、文艺。

当“文”作为文章诗词，成为一种艺术技巧时，文就不仅要传达道，还要有文采美感，以让人乐于去读。这使得文在道之外还有对人之审美欲望的满足，这附加了对技的要求；然后，圣人之文是圣人依天象所作，其文就是道的显现，文与道相合一。

相较之下，文人之文，由于增加了人的技与欲，导致了文与道具有了相分离的可能。

对此，宋明理学强调文与道的关系是“文以载道”（周敦颐），而不能“作文害道”（程颐）。而朱熹将文与道视为：“道者文之根本，文者道之枝叶。惟其根本乎道，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。三代圣贤文章，皆从此心写出，文便是道。”

可见，文与道合一的前提是文恪守于道，并遵循道的指引，道成为了文最根本的规定。

来源丨《禅学与宋元文人画》